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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大后深改組提湖長制 折射環保理念什么轉變？

時間：2017-12-01 來源：解放日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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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從“河長制”到“湖長制”，只是一個縮影，折射了我們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不斷進行的新探索。

　　黨的十九大后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首次會議推出一項改革新舉措：“湖長制”。此前，“河長制”已經在全國推行。從“河長制”到“湖長制”，只是一個縮影，折射了我們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不斷進行的新探索。過去五年，我們能夠深刻感受到黨中央補齊生態環境短板的堅強決心、為之付出的艱苦努力以及取得的顯著成效。從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出，到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方案的出臺，再到中央環保督察的威懾、“河長制”的創新設計，可以說，政府、社會、市場三方對于“綠水青山”的認同前所未有，許多地區、廣大群眾也將崇尚綠色作為新的生活時尚。

　　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。這意味著新的歷史條件下，國家發展的理念、方式和實踐都將有新的氣象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，也從“吃飽肚子”上升為追求安全舒適的環境，特別在生態環境的需求方面有了更迫切的愿望。進入新時代的生態環保工作是怎樣的？從十九大報告中，可以看出一些新的治理特征。

　　第一，在目標設計層面，更加以“公眾感受度”為出發點。

　　十九大報告對本世紀中葉建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描述中，增加了“美麗”一詞，這意味著我們將要建設的現代化強國是全方位各領域的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包含“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”的。因此，區別于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方式，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。評判方式也不再是過去自上而下的、純數據化和指標式的評判，是要回歸自下而上的、公眾主觀感受的評判。即使有指標設計，也是類似“優良天數”、“森林覆蓋率”、“黑臭水體消減條數”等能夠看得見、摸得著的指標，使得一項項數據背后的“人”浮現，即所謂的“感受度經營”，這也是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直面的問題和涉入的深水區。基于此，十九大報告專門用詞“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”，將與居民生活相關的問題梳理清楚作為治理目標。其中值得探索的途徑便是，培育合適的社會組織，讓社會企業家這類專業的第三方來運營，促進社區治理參與，促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。以建設生態環保型社區、村鎮為抓手，形成報告中所提到的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社會治理格局。

　　第二，在推進動力層面，與高新技術更加融合，催生出新經濟業態。

　　新時代的環保工作，其前進的動力主要來源于新技術、新業態。我們會在未來看見更多融合綠色化的高新技術和商業形態。例如人工智能的掃地機、空氣清新劑、清潔生產技術、大數據進行污染點位的實時監測、綠色化的供應鏈體系，還有由老百姓對生態環境個性化要求催生出的一系列生態產品、打包式的園區環境治理、生態環保型社區的構建、環境醫生、環境保姆等新業態等都將出現，經濟學反復提及的“需求”是“有效需求”，精準識別有效需求能夠帶來一系列商機，帶動中高層次的就業群體，摸索出從“綠水青山”通往“金山銀山”的途徑。

　　第三，在監管體制層面，資源、環保等責任部門的管理效能加快融合。

　　新時代的環保治理體系將會迎來一場深刻變革，自然因素的產權更加清晰。如“國家公園體制”、“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”，將打破部門分割、地域分割、權責分割，克服之前生態環保中多頭監管的“碎片化”問題。之前環保界中“水利不上岸，環保不下水”的治理困境有望徹底消除，通過橫向職能整合及縱向監管的增強，實現“山水林田湖草”的大生態環保觀，讓行政管理的系統性和生態系統的自然屬性契合，未來的森林、山嶺、田野、草原、河流、灘涂等自然資源資產都有了“產權”意識，將十九大報告中的“全民所有的自然資源資產”切分細化，落實至各部門；將分配監管這些資源的部門進行整合。這也類似于國外成熟的環境管理體制，將環保監管職能趨向綜合，例如希臘、瑞典等國就將自然資源、公園管理、植物多樣性等機構與環境保護機構合并，做大做強環保部門，且領導高配，綜合性更顯著。

　　第四，在治理區域層面，加強城鄉環境治理“公平性”。

　　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，我國在工業化、城鎮化的進程中逐步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城市病和鄉村病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，造成交通擁擠、房價高企，加之城市空間布局的不科學，工居混雜現象明顯；而農村在發展鄉村經濟時為了快速增加收入，選擇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型企業落戶，裊裊炊煙、恬靜舒適的鄉村生活似乎只能從詩詞、散文中覓得。為此，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“加強農業面源防治，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”，并且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，生態環境建設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。中國的環境治理致力于實現均等化，實現公平受益。這也是解決“不平衡不充分”矛盾的內涵之一，城鄉基礎設施供給的不平衡，鄉村環境治理硬件不充分，是阻礙全面小康的一個短板。

　　第五，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層面，將從參與者、貢獻者轉變為引領者。

　　從巴黎氣候大會上中國居中斡旋的身影，到G20峰會作為主席國首倡“綠色金融”。隨著國際地位的提升，新時代的生態環保工作，已不僅僅滿足于國內需求，而要如十九大報告中所言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、貢獻者、引領者”，這意味著有些環保標準不僅要針對國內，還要對接國際標準。因為由環境問題引發的食品問題、人群健康問題、產品環保標識、旅游生態等，都是參與國際競爭的一項重要軟實力。從參與者到引領者，角色轉變的背后，也會倒逼國內治理體系的改革。

　　從上述五個特征的表現，可以看到，新時代的生態環保表面上是追求看得見的“綠色”，但更深遠的在于追求政府執政方式、企業生產方式、居民生活方式的“綠色化”，這才是解決環保和發展兼得的長效之道。同時，在這一實踐過程中，我們將對“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能否借助環保實現發展轉型”這一難題作出回答，從而為全球生態治理提供一份具有中國智慧的解決方案。

　　（作者：劉瀚斌 單位：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）